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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侵权案件中著作权保护和侵权行为的认定
来源: 更新时间:2019年04月17日  浏览次数:

  【案情】

  2017年4月21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总队)接到境外五家权利人(以下简称五权利人)的共同举报,北京某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所销售的“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中含有的部分作品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涉嫌侵犯其著作权。

  总队以一般程序立案,根据举报反映情况,Y公司在不能提供著作权证明材料的情况下,销售“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涉嫌侵犯五权利人的著作权。总队依法提取相关证据材料,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后经查实,Y公司从北京D公司购买“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该软件应用系统含有五权利人的作品。Y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通过销售“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给付费用户提供在线阅读服务,未取得五权利人的合法授权。

  Y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1项的规定,构成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行为。侵犯了五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出版经营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总队责令Y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确定侵权电子图书所占数据库比例,删除“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软件并关闭相关服务器,确定销售侵权电子图书的违法经营额和违法所得。

  2017年6月13日,总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1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Y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人民币的行政处罚。Y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

  【要旨】

  一、实践中针对外国权利人的著作权保护请求,国内如何认定其权利,是否应当予以保护?

  二、行为人的举证需要达到何种标准,才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所述,能证明对复制品的出版、制作、发行有合法授权的,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达到何种程度属于“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分析】

  一、本案中,五权利人均为国外注册的法人或组织,其文学作品也都仅在国外发表,未在国内出版。著作权具有地域性,一国国民在其境内创作完成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并不当然受到承认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对外国人作品能否到国内保护做了界定,具备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即受保护:

  1.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

  2.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享有著作权;

  3.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受国内保护。

  目前,我国加入的国际著作权条约有《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TRIPS协定。本案中,五权利人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和美国,其作品在各国国内均有发表,在各自国内取得著作权并受到保护,这些国家都是《伯尔尼公约》等条约的成员国,根据上述条件1,其作品虽然在我国未出版,也受到著作权保护。

  二、这一点是本案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案的精华所在。本案当事人Y公司辩称,“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系北京D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该系统未经五权利人授权复制大量PDF格式文件,并将电子文档上传到服务器,提供给用户在线阅读服务。实际侵犯五权利人著作权的是D公司,且Y公司通过正常货物买卖行为取得“YY外文数字图书馆系统V1.0”,能够提供销售合同和正规发票,不适用《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所述“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是涉嫌侵犯著作权的发行者、出租者的免责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也有类似规定:“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承担法律责任”。近年来,出于方便维权及获得赔偿考虑,著作权人往往仅追究发行者的侵权责任,不直接追究或忽略出版者、复制者的侵权责任。与之相对发行者会援引上述条款来抗辩。司法、执法实践中对该条款的理解和适用也不尽一致,究竟什么是合法来源?举证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认定满足合法来源?

  总队认为,《著作权法》中的合法来源,对发行者而言,指的是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正当的买卖合同和合理的交易价格从他处购买获得,并能够提供确凿证据材料证明的事实。这是合法来源的客观方面,本案中,Y公司确实在客观方面满足“合法来源”的要求。

  但是,《著作权法》中的合法来源不仅仅只包含客观方面的要求,认定当事人的举证是否达到“合法来源”,还应考虑主观方面的要素。追根溯源,《著作权法》中的合法来源原则的法理渊源是传统民法中保护善意第三人理论。为了保护交易,促进交易,有必要保护善意第三人,这里一定要注意“善意”二字,即行为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客观上要付出合理的对价,主观上必须出于善意。

  如何辨别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出于“善意”?主观上就要求当事人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传统民法上的注意义务源于对过错的判定,在许多大陆法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纳。在大陆法系国家,20世纪以来侵权法的重大变化是主观过失向客观过失的转化。在现代侵权法上,注意义务是过错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 其核心内容包括行为致害后果预见义务和行为致害后果避免义务。《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虽没有明确将销售者的主观过错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但这是由现代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所决定的,司法实践中已达成共识并有不少典型案例,行政执法中应参考执行。

  具体到本案中,当事人Y公司在购买涉案软件的时候,理应知道该产品中包含的都是非软件制作、开发者D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同时,也理应注意软件中的作品是否获得合法授权。Y公司在未确定作品已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依然购买该产品并再销售,在主观上应预料到其之后的发行行为有极大可能损害著作权人的权利,但是依然惘然不顾,应知而不知,应察而不察,未尽到预见义务及避免义务。

  因此,从主客观相结合角度综合考量,Y公司并未能够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应根据《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D公司,可以说是该案的始作俑者,理应依法查处。总队根据Y公司提供的线索,追查到D公司已于2016年8月注销并停止运营,地址已人去楼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无从查找。总队将相关调查文书材料归档封存,案件终止处理。

  三、根据《著作权法》,普通民事主体间的著作权侵权纠纷只有达到“损害公共利益”的高度,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介入,才会转化成为行政关系。究竟何为“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没有认定标准,行政主管部门在实践中不易判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否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市场监管较为薄弱。本案办理过程中,就Y公司的行为是否“损害公共利益”也有过争论和探讨。最后总队根据国家版权局2006年11月2日《关于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如何理解适用损害公共利益有关问题的复函》(国权办[2006]43号)中的解释,“就一般原则而言向公众传播侵权作品,构成不正当竞争,损害经济秩序就是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从而最终认定Y公司的侵权行为达到“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

  其实,在2014年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中关于著作权行政执法第七十七、七十八条中,就删除了“损害公共利益”。这为著作权人拓宽了寻求行政权力保护的渠道。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来北京调研《著作权法》修订建议时,总队也建议对行政机关介入侵犯著作权行为的适用情形予以明确,或通过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方式,对“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加以细化。

  【维权中心提示】

  企业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风险规避意识。企业知识产权风险可分解为研发活动期风险、生产活动期风险和贸易活动期风险。针对以上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和纠纷,企业应当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管理,没有建立有效的预警和防范机制,是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成因。

  为了应对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建议企业应当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建立预警和防范预案,以主动防范知识产权风险。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其次要实施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加强专利预警、商标、著作权、广告语等相关知识产权查询,规避侵权风险。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法制监督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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